”国有难，回必乱“这句话正确吗？

 

这句话有一定道理，描述的是晚清回民状况。

回族自唐以来，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，特别是元朝时期，大批回回军士和工匠随着蒙古人进入华夏。史载元时回回遍天下，而甘肃犹多。元至正八年（1348年）所立定州《重建礼拜寺记》中载，“今近而京城，远而诸路，其寺万余”。回族围寺而居，一座麻斯吉德（清真寺）就是一个哲麻提（回坊），其寺万余，可见当时回民之多。经过明清两代发展，回族人口进一步壮大，其中既包括人口的自然增殖、也包括内附回回，此外还有大量本土皈依者。

当时回族主要聚居在西北和云南，其中西北回族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、河套平原、河湟谷地这些相对富庶的地区。坊间传言，“八百里秦川是老回回开垦出来的”。清代的余澍畴在《秦陇回务纪略》卷一中说：“陕则民七回三，甘则民三回七”，这里的民指的是汉人，回指的是回族，当时的甘省包括今天的甘肃、宁夏以及青海东部，甘省这一地区至今仍是最大的回族聚居区。

随着人口增多，力量增大，回族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。明末，陕西老回回马守应作为李自成部重要的一支义军反明。清军入关后，多尔衮推行剃发易服引起人民不满，甘肃回回米喇印、丁国栋起义反清。

清朝经历“康乾盛世”后开始衰落，乾隆皇帝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由此导致国库空虚，赋税加重，这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回汉矛盾。当时的回汉矛盾主要表现在文化习俗上和经济利益上。

文化上，回汉之间因宗教信仰、生活习惯、节日庆典、教育体系、心理素质等方面不同，且缺乏有效沟通，彼此之间不理解，多次爆发流血冲突。其中“猪肉”这一微不足道的东西往往成为矛盾的导火索。

《官场现形记》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，可以看作当时历史的一段缩影。老主顾卢大与回回鸡鸭店老板马二因猪肉发生口角，对簿公堂。马二在公堂上叙述：

小的是清真教门，猪肉这件东西原是忌的。卢大篮子里又是猪头、又是猪蹄子，不干不净，就往小的柜台上一摆。小的先同他好说，叫他不要摆；不料他倒恼了，开口就骂小的，说什么“猪爹爹”、“驴祖宗”，可把小的气急了，顺手推了他一把是有的。小的并没有敢拿拳头打他。这都是他浑告，求大老爷的明鉴。

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——农牧冲突。回族从中亚西亚而来，带有部分牧民气质，而且因为土地少，所以回民喜欢养牛养羊，多从事畜牧业及屠宰业，汉人则以种田耕作为主。回汉杂居，回民的羊经常进入汉人的农田中践踏农田啃食青苗，汉人则会把进入农田的羊宰掉，这种事时常发生，以至于汉人组织成立了“羊头会”。双方多次因此爆发冲突，田畔之争起杀伐。

回汉争端告上官府，当时人治大于法治，官吏以满汉为主，在冲突中往往会偏袒汉人。回民对判决不服，经常私下纠集报复，由此导致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，官府进一步弹压，恶性循环。长此以往，官府在回民心中已经失去威望，失去了合法性，不能代表回族自身利益。既然官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，那么回族就需要重新选择别的机器代表自己的利益，回族人民选中了苏菲门宦。

苏菲主义自清代开始从中亚、阿拉伯、印度等地区传入中国，很快大批西北回族就完成了苏菲化。苏菲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弱化教条，强调心灵修养，回民需要在乌斯塔德（导师）的指导下参悟机密，通过尔麦里等宗教功修最终达到“人主合一”的境界，也就是马明心说的“我就是真主”。

苏菲主义在西北形成了四大门宦，分为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教团，各个教团的回民在谢赫（老人家）的带领下完成宗教功修。教团通过“派阿訇”的方式完成了权力集中，即本教团清真寺的伊玛目（教长）需要老人家任命。同时教团内的回民需要服从老人家的命令，婚姻嫁娶、生育、教育、出门做事都需要讨得导师的口唤（许可），邻里纠纷商业矛盾也会请谢赫调解，对于某件事是否合法（Halal）需要向老人家请教胡坤（断法），老人家归真后，回民会给其修建拱北（陵墓）。老人家大多是德高望重、富有智慧和才干的长者，回民对老人家的服从是出于自愿的。在此基础上，门宦实际上担起了政府职能，是一种“影子政府”。

朝廷对此并非没有察觉，也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来制止这种现象。如乾隆皇帝曾经禁止河州地区出现总穆夫提（教法解释官）；禁止清真寺出现掌教；禁止举办冥沙会（冥沙勒是回民的一种尔麦里，通过聚众诵读《冥沙经》来修炼）；禁止教派争端；禁止产生新教派；查禁部分经书；扶持汉化程度较高的噶德忍耶，打压新教哲合忍耶（马子香、马鸿逵的祖上都属于噶德忍耶华寺门宦，华寺门宦一直和官府交好）。但这些举措治标不治本，没有解决核心问题：建立能够控制的代表回族利益的政治力量。

其实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。

解决方案1：强制汉化。如果回族全部汉化为汉人，那么自然就不会产生民族冲突了，这是朱元璋的办法。朱元璋平定四海后，一方面承认回回人的国民地位，“蒙古色目皆我赤子，与中夏人抚养无异”，另一方面强制回回人汉化，“禁胡服、胡语、胡姓名，禁色目人自相嫁娶”。这个举措确实取得不少成效，到明中后期，回回人已经不会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了，服饰也和普通汉人无异，长相和汉人区别不大。但是宗教却顽强地保留下来了，并且回族的族群认同由血统文化认同转变为宗教认同，只要是穆斯林就是回回，回回不仅没有融入汉人，反而壮大了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广西抚臣朱椿盘查回民海富润，查获回字经二十一本，向乾隆皇帝上奏，请求严办。乾隆皇帝没有采纳，认为“回民持诵经典，自唐宋以来早已流传中国，现在相沿旧本在回民中俱属家喻户晓，并无谤毁悖逆之语，则是回民之各奉其教，即与此时之僧道、喇嘛无异，焉能尽其人而火其书乎？”、“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，无论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，即江省一带零星散处，其饮食作息俱与平民相等，不过不食狗豕肉耳。如以传习经卷与邪教悖逆之书一例查办，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无所措其手足”。这可能与乾隆是满人有关，不愿意强制回民汉化。而且清廷对基层掌控力不足，强制去伊斯兰化也难以成功。例如苏联曾经在中亚禁止宗教，但苏联解体后，伊斯兰在中亚马上就复兴了。

解决方案2：把回民精英纳入官僚体系。如果大量回民入仕做官，甚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，实现自己人管理自己，这样也能维护回族利益。但是科举制度考核的是儒教经典，而回族的经堂教育学的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，大部分人不会写汉语，自然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回族精英很少。而且回族是以伊斯兰为核心的族群，一个回族如果信仰了儒教进而入仕，很大程度就已经出教出族了，也无法作为回族政治上的代表。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制度在当时就更不现实了。

当官府无法代表回族利益甚至侵害回民利益时，“国有难，回必乱”就变为现实。从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开始，先是爆发了撒拉尔苏四十三回变，乾隆四十九年(1784)后宁夏的王五、张文庆相继发难。之后同治十年爆发了震动西北的回变。这次事变是一次总爆发，给回汉两族带来沉重灾难，西北回民损失殆尽接近灭族，将近九成回族死于战乱瘟疫饥荒。事后多隆阿、左宗棠平定事变，但依旧没有解决核心问题，过了不久，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又发生震动西北的乙未河湟事变。回民多次起事，以致于时人感慨，“国有难，回必乱”

鲁迅目睹了来南京的回民请愿团后，说：“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，有否他故，所不敢知。其实自清朝以来，冲突本不息止，新甘二省，或至流血，汉人又油腔滑调，喜以秽语诬人，及遇寻仇，则延颈受戮，甚可叹也。”“此次南来，适与护教团代表同车，见送者数百人，气势甚盛，然则此事似尚未了。每当历代势衰，回教徒必有动作，史实如此，原因颇深，现今仅其发端，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。”

孙中山先生说：“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，痛苦最多，而革命性亦最强。……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，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，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”

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要等到民国以后了。辛亥革命后，孙先生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，建立共和政体，民族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。同时，西北五马在风云变幻的晚清至民国时期，逐步取得了西北回族聚居区的实际控制权，国民政府承认了西北五马的地位，把五马纳入国民政府权力体系，回族有了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。

在宗教上，青海的马子香，宁夏的马鸿逵扶持新教伊赫瓦尼，打压门宦势力，权力由门宦向五马控制下的国民政府转移，影子政府不复存在。

在文化上，新式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五马也在推动新式教育，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清真小学、清真中学。传统上回民以经堂教育为主，经堂教育学习经字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），不学习汉字，所以回族只会说汉语但不会写汉字，是汉语文盲。清真小学增加了汉语课程，五马控制下的国民政府也在推行汉语教育，扫除文盲，一些阿訇提倡中阿并重，认为不学汉语无以摆脱愚昧。

回族的国家认同感也在增强。很多阿訇提出“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”、“应该像鸟儿爱护自己的巢穴一样爱自己的祖国”“爱国就是爱教，保国就是保身。”斥责在抗日战争中临阵脱逃的战士是木那非格（伪信士）。

当时外蒙古独立，西藏的噶厦政权有独立倾向、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政权、Xarqiturkistan打出独立旗帜，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前景。日本人曾派穆斯林川村乙麻在宁夏活动宣传独立思潮，后被马福祥逮捕送往日领署；归绥、包头特务机关长恒井松田到西北和五马联络，策划成立“回回国”，但也无果而终。

抗日战争中，回族武装积极参与抗日。全国各地成立了数十支回族抗日武装，陕甘宁边区有回民骑兵团，山西有壶关游击队、长治回民营；华北平原上有以冀中、渤海回民支队为骨干的数支回民武装；皖东有定远清真大队。在这些回族抗日力量中，冀中和渤海回民支队驰名中外。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被誉为"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"。此外正规军中，1939年7月，以回族官兵为主的马鸿宾部81军和马鸿逵部骑兵师，也奉命开往绥西参加抗战。卢沟桥事变后不久，马子香即刻组成“骑兵暂编第一师”，由师长马彪率领东进抗日。骑一师由回、撒拉、东乡、保安、汉、藏等民族组成，共8000多人，其中回、东乡、撒拉等民族官兵占部队总人数的70%以上。

特别是现在，回族的国家认同感很强，普遍存在强烈的爱国情感。中国的利益和回民的利益高度一致，回族能从国家发展中取得实在的经济利益。在西北，回汉关系融洽，近四十年来很少爆发民族冲突。至此以后，“国有难，回必乱”的现象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国有难，回必战”